(大家准备好时间来看以下的内容了吗/  ..........加油哦@ )
如果我现在大胆自称是一个成功的乐手，开始诉说一个充满传奇血泪的 《台湾阿信〉奋斗故事，大家应该也不会相信这个故事的开始，会从一个年仅两岁的天才型dj身上开始。

两岁的我确实有这特异功能，家里的黑胶唱片，总能找到第一个音符的开端，正确无误的播放出来。这就注定了我一生要吃音乐这行饭吗？答案在高中之前都是否定的。

记得小学曾经想要参加学校的合唱团，老师要大家做发声练习，我一开口，声音总是特别怪，跟全体同学的声音很不搭。试了好几次之后，老师请我别再去唱了，因为我的声音不和谐，那时甚至有点气恼，心里忍不住偷骂那些可以进合唱团的同学有什么好骄傲的，浑然不知自己拥有真的很特殊的嗓音，跟当时同学的童音自然很难融合。
  我家人唱歌都很恐怖，爸爸过去只会唱一百零一首台语老歌〈中山北路走七遍〉，无论到哪里，他只唱这条指定曲，而且他只会唱两句，接着不停的repeat这唯一会唱的两句。妈妈则会唱很多歌，但她从头到尾可以换三此key，按照自己心中的乐谱乱走，最后大家都听不出她到底正在唱哪首歌。妹妹的歌喉也很恐怖，我很担心她幼稚园的小朋友怎么受得了唱游课。所以妹妹常抱怨妈妈把歌喉都分给了我，而且怀疑我这个哥哥是抱来的，不然怎么我们全家唱歌都那样，却生出这么会唱的儿子。但打从我发片之后，爸妈倒是把整张专辑的歌都学起来，努力的帮我打歌。

   真的是难为他们了。

（一）小学的暗恋  
  因为常搬家，光是小学我就换三个学校，但个子一直都是排在班上第一个。

   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已经读过了旧庄国小，南港国小，然后转学到最新的胡适国小，南港区的国小我几乎都读过了。而且我到胡适国小那一年，学校才刚刚成立，校园里直接从四年级开始，没有一，二，三年级。

  五年级的时候我暗恋一个隔壁班的女生，还伏诸行动，跟踪她回家，甚至写了情书，但最后还是没追到，她被人家追走了，让我心情很差。

  小孩子的恋情总是按照着该有的步骤进行，象是先了解对方的动态，调查她家在哪里，每天会从哪里出门上学，我要怎么走才会跟她在路上“不期而遇”，虽然她的脸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，但还记得她住在誊村里面。

（二）大统百货的诱惑

二十年前，当我十二岁读国一的时候，忘了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跟妈妈赌气，我决定要偷走妈妈放在桌上两万多块的钱，跟两个朋友一起离家出走。我们一早买了最豪华的自强号火车票，一路从台北坐火车到高雄，目的地是大统百货楼上的游乐场，三人说好要去玩个过瘾。

  我们三个都还是小孩子，看到了火车小姐推来一车的零食，身怀巨款的我就豪爽的:通通都要！买下了一整车各式各样的事物，一路吃到高雄。火车抵达高雄的那一刻，我的朋友等不及火车完全停止，早就拉着扶手站在车门前准备下车，他一看到月台就兴奋得跳了下去，结果火车的速度让他根本站不稳，抱着满手的零食在月台上滚了好几圈，零食还掉了满地。那个画面非常好笑，现在我想起来还是会不由自主的发笑。

  到了高雄，我们找到了大统百货，爬到顶楼游乐场玩了个痛快。小孩子有钱了对于任何游乐设施都很难抵抗诱惑，玩了好几个回合以后，我才意识到身上的钱好象越来越少了，于是很有忧患意识的开始为将来作打算。

  我把两个朋友放到游乐场，自己到街上转一转，问了几个贴了“征学徒”条子的点，想找个工作在高雄落地生根。老板看我一个国一学生，年级这么小，又是当天才从台北下来的，怎么可能会傻到雇佣我，所以问了几个工作都没希望。后来我灵机一动，想到我们可以卖口香糖，于是用剩下来的钱去买了一些青箭口香糖，然后回去大统百货找我的朋友，三人一起到当时高雄最红的地下街入口卖口香糖。

  我们一条口香糖卖十元，还有很多人嫌贵，但有两个好心的二十岁出头的女生过来帮我们卖，她们说她们是花莲过来玩的。到现在我虽然不记得她们的名字，但那股善意仍然让我相信世界上好人很多。


就这样，我们在高雄混了一天，到晚上肚子饿了就吃火车上买的那堆零食。本来想要窝在地下街里面睡觉，混过一个晚上就好了，但地下街的巡逻人员找到我们，把我们赶了出来。

  然后我们就到高雄街上流浪，晃到了高雄牛奶大王附近的爱河旁边，遇到一个很凶的流浪汉，他把我们身上仅剩的太阳饼给抢走了，还拿石头k我们，以为我们身上还有钱，想洗劫一空。我们打不过他，就分三路落跑，跑到另一个开放式的社区活动中心躲起来，发现里面全部都是流浪汉，就跟着大家在那里睡到天亮。

  但早上一醒来，我们发现所以的流浪汉都盯着我们看。早起运动的阿伯也很关心我们怎么会出现在这个流浪汉的国度中，看我们三个年纪这么小竟然会在街头流浪，身上又脏兮兮的，于是就报警请警察过来带走我们。警察当然也通知我们三个人的父母来领回，结束了这一天一夜的跷家。其实那时候我也想要回家了。

  回到家之后，爸妈没讲任何一句话，既没打我也没骂我。但那两个同伴可惨了，其中一个朋友是军人家庭，爸爸把他吊在阳台痛打了一顿，很惨。他在国中毕业之后，就签了十五年的当兵约，现在可能还在军中吧 。

（三）太早独立的人生

十二岁就跷家到高雄玩了一天一夜，爸妈没有骂我行为乖张，只说了句：以后不要这样了。我想可能是他们认为男生本来就应该独立一点，也希望我能够早点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，所以十五岁就让我搬出来住，要我半工半读让自己负责生活费跟房租。

  因为自己的素描、国画、水彩的功力还不错，我国中毕业后考上了中正高中的美术班，但我不想读，反而依照兴趣上了华冈艺校。一开始在华冈念戏剧科，主修灯光跟舞台设计，后来因为 喜欢音乐，所以降转了音乐科，主修声乐，副修钢琴。

  当时华冈校风保守，严格禁止学生参加演义工作，只要“抓”到学生去电视上唱歌拍广告什么的，都会被校规处罚。而且女同学们还没有现在的华冈女生"花团锦簇”。不过当年我还是干犯校规涉足影剧圈，跟几个同学跑去演了芝多司的广告。黄韵玲是主角，我在广告里拿芝多司丢黄韵玲。广告播出之后，学校知道了，我被记了一个大过，并就此终结短暂的演艺事业。

  在华冈的时候我非常的“爱”念书，把三年毕业的学校念成了六年制，期间有一年休学，总共缴了五年的学费。因为学费太贵，我要打工来赚点钱贴补多出来的学费，幸好堂哥出现，把我引进了pub的表演世界。

  当年堂哥还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正在赵传的红十字乐团里面当键盘手，看出我对音乐这一行很有兴趣，就带着我到pub表演，发现我唱得竟然不错，于是帮我安排了正式的演出。我那时侯白天上课，晚上在piano bar 唱到三更半夜，累到上课都在打瞌睡，但累积了很多表演的经验。一转眼，堂哥现在也成了四十多岁的大肚中年人，但还是很摇滚。

  当时的年轻人除了爱到pub，还热中到舞厅跳舞，所以我也经常出入当红的舞厅penthouse，但不是去跳舞，而是去端盘子当侍者。penthouse花招很多，像半夜十二点会打开屋顶天窗，因而轰动台北。在那里端盘子也不容易，因为老板设计了很怪异的制服，上半身是银色的上衣外加大垫肩，下半身是绿色的裤子，而时间一到，所以的侍者都要用一只手端着盘子跳舞，真的很糗。为了赚钱，我也豁出去了。

  十七岁的时候，我就想要出道，那正是可以当偶像的年龄，我还特别拿着v8自拍跳舞的样子，发现自己太高，跳起舞来手长脚长感觉很蠢，所以当场决定不要当歌舞团体偶像艺人，坚信出唱片当歌手才是我该走的路。

  十八岁，1988年，我跟同学组团参加yamaha第二届热门音乐大赛，张雨生是第一届的冠军，我跟我同学组的学生band一路打入了决赛，也是决赛当中唯一业余的团体。其他的参赛者全都是职业的band，能入围决赛表演已经是不错了，而且在这次的比赛当中，我认识了michael。michael的band还拿下了那一届的“最佳团体奖”


那时候唱片圈当红的是可登唱片，圈内最有名的陈复明老师也许认为我还不错，特别帮我试了音，我认为自己就要走红了，但后来接到兵单只好当兵去。当完兵回来，发现可登唱片竟然已经结束了，等到真正出版自己的专籍，已经是十四年后的事情。

  以我pub演唱的实力，当兵时应该可以进入艺工队。在新兵训练的时候，艺工队果然来征选队员，挑走了很多人之后，最后剩下我跟另外一个兵，于是决定用抽签来挑人。我的运气应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走下坡，因为铁桶里面就只有两个球，一个白的一个红的，而我跟另外一个人将会一个当普通大头兵，一个当艺工队，幸运的是我先抽，还有选择的权利。

  摸着箱子里的一颗球，我考虑了很久，还是放了下来，拿起了另一颗，结果取出一看是个白球，代表我没选上艺工队，而且隔天才知道当大头兵要被分配到金门服役，真可说是天壤之别的待遇，而出唱片的事情因为战地距离遥远音讯不便，也都没希望了。

退伍之后我曾想过要转行，因为一直对餐饮业很有兴趣，还到一家川菜馆当学徒，但洗了整整一个月的碗之后，还是决定回到音乐路上，煮菜还是当兴趣吧

（四）火爆歌手

二十二岁开始，以台南一家小小的披萨店为起点，我重新当歌手。那家店的店面跟必胜客类似，不像个表演场地，观众在吃饭时，我却在唱歌，感觉比较像餐厅。但场地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可以唱，也重新开始了我的演唱生涯，在同一家披萨店唱歌的乐手还包括后来很红的动力火车。

  我当然想回到台北唱，因为pub的圈子很小，只要有个还不错的表演团体出现，口碑传得很快，全省的pub都会提出邀约。但十年前我的表演风格被一些pub拒绝，像是台北很有名的EZ5就觉得我跟他们的调性不和，但我也无所谓，这家不能唱，另外一家pub还是可以唱。那时候台北的pub很景气，很多香港人都跑来表演，就是在那段期间我认识了晓华跟tomi，还有michael。没想到七，八年之后，EZ5的老板出了天价请我过去唱几场，那种实力证明一切的感觉真爽。

  因为都是同行，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，tomi的国语很难听懂，我总要组织很久，才能理解他讲了些什么。晓华因为是印尼华侨，国语讲得很好，他总是嚷嚷着：大家一起来出唱片。没想到一句玩笑话，花了九年才实现。

  这段pub生涯对我们都是很好的磨练，大家都在其中学会了三千首以上的歌，而且即兴的默契十足。但学到更多的，是这个社会是现实面。

  在pub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客人，我看过太多客人酒醉闹事的场面，一般pub都会请保安，万一发生状况，会很快就被控制，除非状况很严重。我就看过几次酒客互相不爽，拿枪互相恐吓的场面，这时候我们当然立刻在舞台上找跟柱子躲好，毕竟子弹不长眼，小心为妙。

  也有客人在pub里面莫名其妙对峙了起来，双方都有十几个人，又是摔杯子又是拍桌子，气氛很火爆。但这种时候如果看起来没有太危险，我们都会继续唱，因为若是现场安静下来，那会更尴尬。

  在pub走唱的这段期间，我台北、台中、高雄多跑过，逐渐各地的老板都知道我的歌声很好，能够把气氛炒得很热，很会吸引客人，但他们都知道我很不稳，可能今天唱一唱，明天就消失了，对培养忠实顾客没有帮助。而这段期间我会浪迹台湾，都是因为在一个地方已经待不下去，而且多半都跟缺钱有关，仇家越累债越多。

  那段时期我的脾气很不好，有次高雄某间pub出了机票请我跟团专程南下演唱，酬劳也不错，到了现场我觉得音乐很烂所以心情很不爽，唱完之后故意把麦克风摔到地上。观众一看我的举动觉得很刺激，觉得我就像国外的摇滚团体主唱一样high，所以反应特别激烈。我也觉得很爽很high，但是下台之后，别团事的保镖拖到外面打了一顿，还被扣钱。

现在想想觉得很好笑，我那时候觉得‘这首歌应该就是要这样唱’，因为唱的是nirvana的歌，主唱最后总会乱摔乐器，但我一摔，反而被打，想到其间差别的讽刺，忍不住痛得大笑。


nirvana的主唱柯特寇班对我有很大的影响，他在走红之后自杀了。他终其一生最厌恶那些每天不停出现在电视上的所谓‘流行音乐巨星’，常常看电视看到火大，气愤的拿枪轰电视机。但有一天他看到自己竟然也出现在电视上，而且还成为流行音乐巨星。忽然发现自己变成了过去最讨厌的人，因为受不了这种讽刺性的发展，所以举枪自杀。

  有一段时间我很不快乐，深受这个悲剧的影响。那时一直都有出片的可能性，但每次都失望，我曾经不只一百次想过，自己是不是就在pub里唱一辈子，一辈子就看着电视里面唱得不怎么样又没有什么音乐理想的人，竟然可以走红。

  想到了柯特的故事，我忍不住对着电视开骂，然后怨叹人生太不公平，但因为我还没红，根本没理由当举枪自尽的柯特。天天处在这种不平衡情绪下，我觉得自己得了忧郁症，下了舞台一整天不想跟人说话，成了个怪人

（五）被朋友吃垮的火锅店

    在外奔波流浪久了，还是会想要安定下来。唱到台中的时候，我认真的想安定，也在台中待了四年，拼命的赚钱，每天从晚上十点开始唱，中间还接两小时民歌表演，总共一天要表演六小时，一小时六百元，一天赚三千多，唱完了最后一个小时，天也亮了。

  这样努力的唱歌确实可以寸下一些钱。我一直很喜欢做菜给朋友吃，看他们吃饭满足的表情很有成就感，所以寸了钱之后，我跟几个朋友合伙，在台中开了间占地广阔、装潢豪华的shabu shabu火锅店，总共投资了快两百万，店里面还摆名画，搞得简直像是个美术馆。

  我的朋友多，新开店当然要请朋友吃饭，后来朋友继续捧场，也不好意思要人家付钱，店里看起来天天高朋满座，而且吃火锅都配威士忌，却不代表收入丰富，因为很多都是我买单。

  每天晚上我还是到台中几家主要的pub表演，不在店里时，朋友负责看点。

  有一天我在台上表演时，看到朋友竟然跑到pub来，下了台问她，怎么不顾店？她说，店被砸了。我赶紧跑去店里看，里面美丽的玻璃哗啦满地。朋友说那时候几个大汉跑来吃了一顿，然后钱也不付、籍故找碴还莫名其妙的砸了店，她没有办法阻止，只能把店关了，找我求救。

  以我当时的火爆脾气，这笔帐当然要找回来，但因为找不到线索，不知道这些人来自何方，搞不清楚他们是为了要保护费，还是同行相忌所以出手警告，我的火锅店在台中可说是装潢最好的，难免会因为生意竞争而产生冲突，我知道这些人一定会再来。

  后来这批人果然又出现了，刚好我在店里。他们四、五个人一到店里看到菜单就开口说；“menu上的全部都来！”哪有人这样点菜，我立刻就感觉到对方的敌意，暗地跟朋友说：把东西准备下，等下要开战了。

  果然菜一到，对方就把桌子还带热汤火锅全给掀了。我拿着棍子，朋友拿着菜刀冲出来，我们四、五个朋友都很壮，通通冲上去打人，对方反而让我们吓傻了。我那时候的个性是有仇必报，一定会讨回公道，自然把他们教训了一顿。

  不过后来火锅店生意越来越差，也许是客人觉得店里经常发生暴力冲突，所以宁愿去别家吃也不想来我的点里买风险，最后撑了半年还是收摊，而且赔了一大笔钱。我继续唱歌，而且更努力的唱，因为我除了是穷光蛋，还揩了一屁股债。

为了赚钱，我在离开台中之前还曾经在台中的Friday牛郎店唱过歌，好那是一个三人的小乐队，有时候我还要弹弹琴，打打鼓，但是是很单纯的演唱。演唱的时候我会拿着无线麦克风走到客人面前，问她们要点什么歌，唱完之后，客人会赏一杯酒跟两、三千块的小费，只要喝了酒就可拿小费。那时候我太穷了，小费也是丰盛的收入来源。

  但这段经历在我出道之后，成了杂志挖内幕的焦点，他们以为我在牛郎店当牛郎陪酒；但其实说穿了，那时候的我那么肥，根本没条件当牛郎。后来那牛郎店数大招风，频频被警察抄店，接着结束营业，我的收入锐减，曰子又过不下去了，我只好再度跑路

（六）太阳底下穿皮衣

  跑到高雄待了一年，那时候严格来说是没有收入的，我不敢在pub里面唱歌，因为仇家太多，不能随便亮相。那时候我不再想出唱片，放任自己大吃大喝，吃得更肥，所以更没自信，根本不相信自己这辈子还有可能会出片。

  记得有次朋友知道我在高雄，拉我到垦丁的“春天的呐喊”演唱。那可是没年最重要的摇滚盛事，几乎全国的乐团都会跑到那里唱一唱，比一比谁把场子做得最热。

  我跟朋友觉得自己是摇滚团，当然要穿皮衣最有摇滚味道，所以全体约好要穿皮衣皮裤皮靴下垦丁，结果到了垦丁热得眼泪都要翻出来了。唱完第一场，全部团员都跑到外面的路边摊买T恤短裤，然后脱掉皮靴打赤脚上台。第一场唱很用力的摇滚，第二场就改唱适合海边的雷鬼，再也不敢在太阳底下摇滚了。

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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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外交

外交是台北资格最老的团，成立到现在已经快要二十年了。每个唱pub的歌手都会觉得如果能够加入外交，那就太diao了（这个diao我打不出来）。外交主唱之一keith stuart除了唱歌，还是圈内著名的制作人，我知道他很厉害，一直想对他毛遂自荐，但他根本没空理我，从来没有听过我的歌声。

  在高雄最苦的曰子里，一个下午忽然接到一通陌生的电话，是外交合唱团的团长崔可铨老师打来的。

“崔老师，什么事？”我很恭敬的说。

  “我们的主唱离开了，听说你唱得不错，有没有兴趣回台北发展？”

  “有多急？”我嘴巴上面还是很客气的说，但其实心里想的:“你是在开玩笑吗？谁会没兴趣？”

  “今天晚上！”

  于是我立刻搭车赶回到台北，加入了外交合唱团。

  当晚我回到台北，在外交的团里第一次当主唱，这也是keith第一次听到我的声音。

  连续唱完一个星期之后，我下了台正在喝酒，keith终于忍不住了，过来跟我:“阿信，你要不要跟我们签约？”（他是老外但中文说得很好，还回看---）（省略号处为台湾符号 看不懂）

  距离我跟keith毛遂自荐，已经隔了一年之久，当场我的感觉真是太爽了！

  他说，他来台湾十几年了，没有听到有人这样唱摇滚的，而且音域这么广，他说他家里放了一大堆歌，但都找不到能唱的人，想让我试试看，我唱了之后每首歌都达到了他的要求，他听得好开心。从此我们一拍即合，成了命运共同体。

  我在外交合唱团待了两年，这段经验给了我很大的影响，因为信乐团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人keith是团里的另一位主唱，而写一了百了的则是外交的键盘手ringo，也是专辑的另一个制作人。当时大家凑在一起都在谈未来要做的专辑。

  唱了一阵子之后，我跟keith、ringo把时间与心力都投注在专辑上，常常没空去唱外交。后来想想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乐团不能老找代班主唱，所以我们自动引退；那时另一位主唱戴爱玲有正在跟keith做新专辑，也一起离开。

  外交一下子失去了三个主唱一个键盘手，但补足人手之后，仍然是台北最资深的乐团，屹立不摇。

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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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忘了加盐的潦倒咖喱饭

为了一圆音乐梦，keith早就创作了很多音乐，跟他合作之后，为妙除了外交的表演，还经常跟别的乐团的michael、晓华、tomi一起jam。大家买一瓶威士忌，michael来点大鼓，然后搭一搭配一配，撞击出更多更有创意的做法。一首歌从晚上八点搞到早上六点，就可以搞定，创作速度可说的神速。

  虽然我早就跟大家谈过要出片的事情，但跟滚石签约一签三年，录了几首歌，始终没有下文。那时候滚石只想发我一个人的个人专辑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花了一堆钱做好的音乐却始终没有发行，不过我始终很感激滚石的段钟潭先生。

  这段期间我除了晚上唱歌，还想着该如何多赚点钱，因为如果真的要出片，会有一阵子没有办法表演。这是很多在pub的歌手恐惧出唱片的主要理由，因为筹备期间没办法上班，经济上会立刻从有收入，变成没有收入，风险很高，所以我在表演工作之外，还开始在中午卖咖喱饭，好多赚点钱。


对于煮菜我一直很有自信，还自己练就抛锅翻炒的技术。做咖喱饭虽然看似简单，但我照着食谱亲自研发新口味，买了几个又大又深的锅子，还买了快速炉，煮饭还用真的木桶炊饭。咖喱一次煮个三、四百人份，放一个晚上，等到肉都入味了，再用炉子文火热着，推到路边卖。

我摆摊卖咖喱饭前后卖了一个多月，还自己设计了奋斗青年的装扮，就是无袖的背心加上短裤，脖子上面挂着一条毛巾，这造型连自己看起来都觉得很努力。

  第一天推车出门心情很high，根本不知道摆在哪里才是正确的，推到街上以后，我卯起来想管他的！我就摆在十字路口！然后就在小巷的出口，人潮最多的马路上开始卖。旁边的商家通通跑出来对着我指指点点的，他们很关切我在那里要卖什么，会不会影响到他们。接着警察骑着车子过来巡逻，无照营业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反应，不知道该不该撤，但没想到警察高抬贵手，假装没看到我，就这么从我眼前骑了过去。

  第一天开张，只卖出几个咖喱便当，我推着满满的一锅咖喱跟一锅饭出门，又推着一锅饭跟一锅咖喱回家。幸好咖喱饭是一种很适合卖不掉的东西，因为胡萝卜跟猪肉在咖喱饭里面放了一夜，会产生化学作用，让猪肉肉质更柔软、更好吃，所以隔天的咖喱要比现做的咖喱来得好吃。我通常都会一次做两锅，一锅放着一锅拿去卖，如果今天卖不完，明天还可以继续卖，不会有隔夜变味的顾虑，失败的风险比较小。

  有了第一天的突破，后面就变得容易多了。隔天我继续推到同一个点，理直气壮的在那里卖，而且还订做了一个塑胶的透明盖子，盖在咖喱锅上，这样看得到里面的料，又能够隔绝路上的风沙。后来客人也都知道我会在那里出现了，而且一三五的咖喱是家了椰浆的泰式咖喱，二四六是曰式咖喱，天天都会有青翠的切片小黄瓜当做配菜。

  接下来为了避雨，我还订做了雨棚。正在动脑筋想摆张小桌子在旁边的时候，警察找上门，所以我后面的跨国咖喱连锁店计划也就停止了。

  要边唱歌边卖咖喱饭，体能是最大的挑战。每天唱完歌、累得半死回到家的凌晨时分，还要拿起菜刀切洋葱煮马铃薯，需要很强的意志力。有时候喝醉了，觉得自己创造力充沛，于是拿着奇怪的调味料乱加一通，隔天还是照卖不误。

  过了不久，keith跟我果然对于出唱片这件事太狂热，狂热到忽略了正职的外交合唱团表演工作，于是和另一位制作人詹凌驾（ringro）最后都离开了外交。没了外交这笔稳定的收入，咖喱饭成了我唯一收入的来源。

  虽说那阵子我的运气很背，但咖喱饭的生意始终不错。在我摆摊的基隆路、信义路口那一带餐厅都不便宜，对面鲁肉饭店卖的咖喱便当一个要七十五元，我的咖喱饭又放洋葱又加马铃薯泥还放椰浆，外加用真正的木桶炊饭，看起来真的不错，只要四十元，相形之下真是太便宜了。

  所以开始摆摊之后不久，附近的上班族都排队来买，有时候还会出现大户，一开口就说他要二十个便当，还说他去隔壁的便利商店买饮料，待会儿过来拿，但我这一人商店，光服务眼前的客人都忙不过来，等他买好饮料过来，二十个便当根本连饭都还来不及装，幸好正在排队的上班族女孩子很好心伸出援手，才应付得过来。

  我的经营风格属于随性，煮也随性，卖也随性。因为忙着装便当，根本没空收钱找钱，就要客人把钱放在桌上，需要找钱就自己拿。

  有时候白饭用完了，我还厚着脸皮跑到附近的自助餐店买白饭来配咖喱，几次以后，自己想想不妥，因为我用低价便当抢他们的客人就算了，不好再跟他们买饭来抢他们的生意，所以饭用完了我就收摊；还是那句老话，咖喱越沉越香，不怕放。

  那时候我住在基隆路附近，卖到后期，没了外交的演出工作跟收入，失恋、失志外加失业，，煮的咖喱饭经常忘了加盐，但还是照样卖光光。忘了加盐的咖喱饭，反映出我对生活都失去了兴趣，任何事情都不太在意。

  有个下雨天，我穿着雨衣，推着一锅饭跟一锅咖喱出门，上面放了一盒刚刚亲手切好的小黄瓜[片。天雨路滑，结果推车在人行道上歪了一下，大雨中我的锅子翻了，上面的小黄瓜滚了一地，餐盒也掉在泥水里弄脏了，没办法卖。我弯下腰来捡起这些东西，又慢慢推着车子回家，路上我忽然很想哭，因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马路上捡小黄瓜，为什么要做这些事，只知道，如果不卖咖喱，我就没有收入，这是非常现实的一面。


这时的我，是真的贫穷，没有选择的一种贫穷。这就是人生的谷底。我想告诉所以的年轻朋友，不论遇到多大的打击，都不要放弃理想与希望，因为希望是最重要的。

（九）警察上门

这样每天大概花三个小时煮咖喱，只卖中午，算一算收入当然比不上唱歌，但也过得下去。偶尔咖喱饭有剩的时候，我就会打电话给制作人keith，叫他快来吃，经纪人李先生也来买过我的便当。

  但李先生似乎命里带屎，他第一次悠悠闲闲的骑着脚踏车晃过来，很潇洒的说：“老板，来两盒咖喱饭！”我一抬头看是他，当然很高兴，但另一边警察就过来了。

  第一次被抓，警察说，他也不是硬要抓我，但这附近商店太多了，有人报警，就一定要来处理。

  也难怪，因为这个商圈都是上班族，所以的餐厅，包括我旁边的池上便当、对面的鲁肉饭，两一边的自助餐，还有几公尺远的friday‘s餐厅，通通都要做上班族中午这一餐的生意。我每天中午抢掉了四百个客人，对他们这些要付房租的餐厅来说，当场就是每天少做几千块的收入，外加我又不缴税又不需要负担房租人事，天天摊子前面都是长长的人龙，他们当然越看越生气。

  从这次经验我发现警察很善良，很能体谅在外面讨生活的小摊贩。第一次他光劝导没开单，后来又抓了几次，我就必须要付罚款，成本加上罚款，我的小生意就没赚头，不久之后决定收摊，那些炉子锅子和推车等生财工具就摆在我租的房间楼下，正式挥别咖喱饭老板兼大橱的身份。

  上次有朋友想要开店，我想起来自己曾经买了这些家伙可以送给他，但回去找时，已经全部不见了。